2006-02-06 01:16:55

雷蒙德·卡佛：大教堂

潘国庆　译 这个瞎子是我太太的一位老朋友，他正在路上，要到我家来做客。他的老婆已经去世，他是去康涅狄格州看望他亡妻的亲戚；从那儿给我太太挂了个电话，预先约定，他准备乘五个小时的火车来这儿，我太太到车站去接他。十年前的一个夏天，在西雅图，我的太太曾在他那里工作过，后来他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可是她和瞎子始终保持联系。他们灌录了录音带，经常通信。他这次来访，我并不欢迎。我跟他素不相识，又是个瞎子，使我心烦。对于瞎子的概念，我是从电影上看来的。电影里，瞎子走路总是慢条斯理，并且从来不笑。有时，他们还要由一条狗领着走路。所以我从来不指望有什么瞎子上我家来。 那年夏天，我妻子在西雅图，急于找个工作做。当时，她身无分文。夏天过后准备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还在军官训练学校读书，而且他也没有钱。不过，她很爱那个家伙，他也爱她，如此等等。有一天，她在报上读到一则广告：招聘助手——给盲人读书，还有电话号码。她打通了电话，到瞎子家里去，当场就说定了。她跟这个瞎子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她给他念些材料，诸如案例研究、报道等等，还帮他整理在县里社会服务部的那个小办公室。从此，那个瞎子就和我太太成了好朋友。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那是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事。她在他的办公室工作的最后一天，瞎子问她，他是否可以摸摸她的脸蛋。她表示同意。他用手指把她面孔、鼻子——甚至头颅——到处摸遍了。这件事，她是永远忘不了的。她甚至想写一首诗来描绘这件事。她一直想做诗的。每年，她总得写一二首诗，那总是发生了什么真正重大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时，她就把她那首诗给我看了。在诗里，她回忆他的手指抚摸她脸上的方式。在诗里，她还谈到她自己的感觉，当瞎子摸她鼻子和嘴唇时，她脑海掠过什么念头。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这首诗并不怎么样。我当然没有对她说。也许是我对诗歌一窍不通。老实说，有时候我想随意找点东西读读，也不会想到这首诗的。 话得说回来，那第一个和她相爱的男人——未来的军官——却是她从小的恋人。所以，没事。那年夏末，她让瞎子摸了她的脸蛋之后，就与他告别，还是去嫁给她从小的……当时，他已经是个正式军官了。她从西雅图搬走了。不过她和那个瞎子仍然保持联系。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通话大约在一年之后。有一天晚上，她从亚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里打电话给他。她想跟他谈谈，这样他们就谈开了。他叫她寄盘录音带给他，谈谈她近来的生活。她照做了。她把录音带寄过去。在录音带上，她告诉瞎子她和丈夫在军营里的生活情况。她告诉瞎子说，她爱她的丈夫，但她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更不喜欢他干的军事工业那一类工作。她告诉瞎子，她已经写完了一首诗，把他也写了进去。她还告诉他，她正在写一首诗，谈谈当一个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味道。这首诗没有写完，她还在写。瞎子录了一盘磁带，寄给了她。她又录了一盘磁带。这样寄来寄去，还几年没有间断过。我妻子的那个军官丈夫驻扎的基地常常转移，她也接连从美国穆边空军基地、麦圭尔基地、麦康内尔基地，最后从萨克门托附近的特拉维斯基地寄了磁带给他。在特拉维斯，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孤寂，觉得她在这种到处流转的生活中和她的亲密的人们隔绝了。她觉得她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她走进房间，吞吃了药箱里所有的药片和胶丸，又喝了一瓶杜松子酒把药灌下去，然后，她走进了热气腾腾的浴室，昏厥了过去。 但她没有死，只是得了一场重病，上吐下泻。她的军官——何必提他的名字呢？他是她童年时的恋人，还要说什么呢？——从外面回家来，发现她病倒在那儿，就叫了一辆救护车。她又马上把这些情况录在一盘磁带上，寄给了瞎子。好几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在磁带上，一刻不停地给他寄去。此外，她每年还写一首诗。我想这是她主要的消遣。在一盘磁带里，她对瞎子说，她决定跟她的军官分居一段时间。而在另一盘磁带里，她又告诉他她离婚了。于是我和她开始一同出去，当然她也告诉了她的瞎子。她有什么事都对瞎子说，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一次她问我，我是否愿意听听刚从瞎子那儿寄来的磁带。这是一年以前的事啦。她说，磁带上有我。于是，我说，好吧，我倒要听一听。我取来了酒，我们俩坐在起居间准备听了。她把磁带放进录音机，调了调几个开关，然后她按了一下启动键。磁带吱吱地响，有个人扯着大嗓门开始讲话。她减低音量。他无关紧要地扯了几分钟，我就听到在这个陌生人——素不相识的瞎子——嘴里提到我的名字。接着，我听到这句话：“从你讲的有关他的全部情况来看，我只能说——”这时，好像有人敲门，就把我们听的打断了。我们再也没有回头来再听这磁带。不过，那无所谓。反正想听的，我都听见了。 现在，这个瞎子要到我的家里来过夜。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玩玩保龄球。”我对我的太太说。她正站在滴水板前切土豆片。听到我的话，就放下小刀，转过身来。 “你要是爱我，”她说，“你可以替我招待他；要是你不爱我的话，那就算了。你要是有朋友，不管什么朋友，只要来我家，我都会让他们过得舒舒服服的。”说完后，她用餐巾擦了擦手。 “我可没有瞎子朋友。”我说。 “你是什么朋友都没有的，”她说，“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她接着说，“天晓得，他的妻子刚死呢！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得吗？他刚丧妻！” 我没有理她。她又讲了一些瞎子老婆的情况。她的名字叫比尤拉。比尤拉！这是一个黑女人的名字呀！ “他的老婆是个黑人吗？”我问道。 “你疯啦！”我的太太说道，“你到底是说气话还是怎么着？”她捡起一块土豆。我看见她把这块土豆使劲地扔到地板上，滚到炉子下面去了。“您怎么啦？”她说，“喝醉了吗？” “我不过问问。”我说。 这时，我的太太把许多内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我实在不感兴趣。我喝一口酒，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听着她说，慢慢地把她说的零零碎碎的情况串在一起了。 比尤拉是在我太太离开瞎子那个夏天去跟他工作的。很快比尤拉和瞎子就在教堂里结了婚。这场婚礼规模很小——本来谁回去参加这种婚礼呢？——只有他们两个，外加牧师和牧师太太。不过这到底还是名副其实的教堂婚礼啊！瞎子说，这是比尤拉的主意。可是，就在那时候，比尤拉肯定已经长了乳腺癌了。他们就这样难舍难分——用我太太的话，难舍难分——生活了八年后，比尤拉的健康开始迅速恶化。她是在西雅图一家医院里去世的。去世时，瞎子坐在她的病床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他们俩结了婚，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当然有性生活），最后他还得给她埋葬送终。他干了这些事，可那倒霉的女人长得什么样子，他却始终没有看见。这是叫我怎么也不懂的。听完我太太的话，我为瞎子隐约地感到有点难过。我募地想到那个女人的生活多么可怜，很觉得遗憾。想想看，一个女人从来不知道她自己在爱人的眼睛里是什么样，那是什么滋味！一个女人竟这样一天一天地生活下来，而从来没有听到她心爱的人儿说几句最最起码的赞美的话儿。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永远不能看到她的脸上表情——悲惨还是欢快。有的人爱好打扮，有的人喜欢保持天然本色——这对他又有什么两样呢？他的老婆要打扮的话，也尽可以在眼睛周围涂上黛色，在鼻子外面镶上别针，穿上黄色的运动裤和紫色的鞋子，不管穿什么都行。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让瞎子抓住她的手，瞎眼里流下了热泪——这是我现在的想象——在她临死前最后一闪念大概是：他连她的模样如何都不知道，而她就这样匆匆地进入坟墓。她给罗伯特留下了一笔小数目的保险金和半块墨西哥二十比索的硬币。另外半块她带进棺材里去了。真惨哪。 瞎子来访的那天，我的太太到火车站去接他。我没事可做，只好坐在那儿干等，心里直犯嘀咕。我喝着酒，看着电视。这时，我听见汽车开进车道。我手里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观看。 我瞧见我的太太满面笑容，把汽车停下。我看见她从车里出来，关上车门，脸上还挂者一丝微笑，真叫人奇怪！她绕到车子另一边，瞎子正在从这边门里走出来。瞧这个瞎子的模样，——还有满脸的络腮胡子！这是瞎子的脸上的胡子！我说，真够呛。瞎子把手伸进后车座，拉出了一只手提箱。我的太太挽起他的胳膊，关上车门。她一路上说着话，领着瞎子走过车道，踏上台阶，走进门廊。我关掉电视机，喝完酒，涮了涮玻璃杯，擦干手，然后走去开门。 我的太太说：“我介绍你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的丈夫。他的事情，我都跟你谈过。”她笑容满面，扯着瞎子的大衣袖口。 瞎子放下手提箱，伸手过来。 我握住他的手。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会儿，就放开了。 “我觉得你的面好熟，我们好像以前见过。”他大声地说道。 “我也觉得这样。”我说。我不知道另外该说些什么。我接着说：“欢迎你来。我常听见我的太太提起你。”接着，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廊门里走进了起居间。我的太太挽者他的胳膊，领着路，嘴里唠叨着：“向左边走，罗伯特。对啦！当心，那儿有一把椅子。到了。你就坐在这儿。这是沙发，两个星期前买的。” 我开始谈了一些那只旧沙发的事。我十分喜欢那只旧沙发，不过没有说出口来。接着我随便谈了一点其他的事，谈了乘火车沿哈德逊河观看风景的经验。你到纽约去的时候，就应该坐在火车的右边：从纽约回来的时候，就要坐在左侧。 “你旅途愉快吗？”我说，“顺便问一下，你在车上坐哪一边的？” “哪一边！问得真傻，”我的太太说，“坐在哪一边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追问道。 “我不过问问吧。”我回答说。 “我坐在右边，”瞎子说，“我差不多有四十年没乘火车了，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坐过一次火车。跟着大人坐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快要忘记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了。现在我这把胡子已经留了一个冬天，”他说，“是人家对我说的。亲爱的，我看上去很神气吗？”他问我的太太。 “神气的很，罗伯特，”她回答道，“罗伯特，”她接着说，“罗伯特，见到你太高兴了。” 最后，我的太太把眼光从瞎子身上转过来，看着我，我有一种感觉，她不喜欢看见我这个样子。我只好耸耸肩膀。 我从未碰到过也不认识瞎眼的人。这个瞎子将近五十岁，长得很粗壮结实，秃顶，弯着肩膀，好像压着沉重的东西。他穿着棕色的运动裤，棕色的鞋子和浅棕色的衬衫，还戴着一条领带，外面穿了一件运动员的外套，蛮好看的。他满脸胡子，但他没有手杖，也没戴墨镜。以前，我总以为墨镜是瞎子必戴的东西。说真的，我倒希望他戴一副。乍看起来，他的眼睛跟常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你要是仔细瞧瞧，准能瞧出一些毛病来。首先的一点是眼膜里眼白太多，两个瞳仁似乎不由自主地在转着，他自己也控制不了，看了真吓人。我定睛望着瞎子，看见他的左眼的瞳仁似乎转向鼻梁，而他右眼的瞳仁却似乎尽力地保持不动。可是尽力也没有用，他那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转动着。 我说：“让我给你弄点酒来喝喝。你喜欢喝什么？我们什么酒都有一些。喝酒可是一种很好的消遣。” “老弟，我是个苏格兰人。”他说得极快，而且嗓门很大。 “没错，”我说，“老弟！你是苏格兰人，我早就知道了。” 他用手指摸了一下放在沙发旁边的那只手提箱。他的手在探测我们的态度，这一点我倒不怪他。 “我把那只箱子提到你房里去。”我的太太说。 “不必了，那样搁着很好。”瞎子大声说道，“等我上楼时，可以随身带上去。” “苏格兰威士忌里掺点水，好吗？”我说。 “很少一点儿。”他说。 “我知道。”我说。 他说，就要一点儿。你们知道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吗？我很像他。菲茨杰拉德说，我喝水的时候，就喝水；我喝威士忌的时候，就喝威士忌。我的太太笑了。瞎子用手拢起他的胡子，放了下来。 我调好了酒，三大杯威士忌，每杯只掺了一点儿水。然后，我们舒舒服服地坐着，谈起罗伯特的旅行来。首先谈了从西海岸长途飞行来到康涅狄格州。接着，他从康涅狄格州转乘火车来到我们这儿。谈到那段旅程时，我们又喝了一口酒。 我记得在哪儿读过一篇文章，说盲人不会吸烟，因为据推测，他们看不到自己吐出的烟雾。我想，对于盲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也只是这一点。但是这个瞎子却与众不同，他吸烟一直吸到烟蒂头，接着又点上一枝。不多一会儿，他的烟缸已经磕满了烟灰。我的太太把烟灰倒掉。 当我们坐在桌旁吃饭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点酒。我的太太一个劲地往罗伯特的盘里夹菜，什么牛肉块呀，土豆片呀，绿豆呀。我给他涂了两块黄油面包。我说：“请你吃黄油面包。”我又吞下几口酒。“现在让我们祈祷。”我说。瞎子俯下了头。我的太太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一愿电话铃不要响；二愿饭菜不会变凉。”我祈祷道。 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吃起来，桌上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得干干净净，好像今天吃了就没有明天似的。我们一声不吭，只顾埋头吃饭。我们戴着餐巾，大口大口地咀嚼着桌上的饭菜。我们确实认认真真地在吃饭。瞎子马上就能确定饭菜的方位，并且能准确知道每样菜放在他碟子里哪个地方。我看他用刀叉割肉的样子，很为赞赏。他切了两块肉，叉进嘴里；接着全力以赴地去吃土豆片和绿豆。他撕了厚厚地一块黄油面包，塞进了嘴里；然后，他又端起牛奶杯，满满地喝一口。有时他还用手去撕菜，似乎也并不在意。 我们把饭菜吃得精光，连板块草莓馅饼都没剩下。我们坐在那儿，仿佛有点头脑发昏。汗珠从脸上流下来。半晌，我们才立起身来，桌上杯盘狼藉。我们看也不看，径直地走进起居间，又回到老地方坐了下来。罗伯特和我的太太坐在沙发上，我坐在大椅子上。我们又喝了两三口酒。他们俩在谈论十年来他们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在部分时间里，我只管听。有时我也插上几句。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在房间里，也不想让她觉得我有被遗忘之感。他们畅谈这十年中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把我晾在一边。我盼着听到我太太那张甜蜜的小嘴能说起我的名字，说“于是，这时，我的丈夫进入了我的生活之中”诸如此类的话，可是我始终没有听到。他们谈得更多是罗伯特的事情。罗伯特什么都干过一点，似乎是个十足的万能瞎博士。但最近一二年来，他和他的老婆搞到一个艾米维分送货物的工作。虽然不怎么样，看来他们靠它也能凑合着过日子。瞎子也是业余无线电收发爱好者。他粗声大气地谈着他跟其他爱好者的通话，他们有的在管道，也的在菲律宾，另外一些在阿拉斯加州，连塔希提岛也有他的同好。他说，他要是想去那些地方玩玩，朋友可多了。他不时地把他那张瞎了眼的脸转向我，捋着胡子，问我一些问题。我在现在那个职位上干了几年？（三年。）我喜欢我的工作吗？（不喜欢。）我还准备继续干下去吗？(别的还能干什么呢？)最后，我看瞎子开始犯困了，就站起身去开电视机。 我的太太恼怒地盯着我，快要发作了。接着，她把目光转向瞎子，说:“罗伯特，你家有电视机吗？” 瞎子回答说：“亲爱的，我有两台电视机，一台是彩色的，另一台是黑白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可是一件老古董。我要开电视机，这似乎很滑稽，可是我三天两头开电视机，一开就开那台大彩电。你不觉得好笑吗？” 听完他说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根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毫无意思。因此，我只管自己看新闻节目，想听听广播员再说些什么。 “这是一台彩电，”瞎子说，“可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能辨别。” “我们才买了不久。”我说。 瞎子哑了一口酒。他捧起他的胡子来，嗅了一下，又放下了。他身子从沙发往前靠了靠，把咖啡桌上的烟灰缸放好，用打火机点上一支烟，然后把身子靠回去，两腿交叉着。 我的太太捂住嘴，打了个哈欠。她伸伸懒腰，说“我想我该上楼去穿件睡衣。我该换件什么别的衣服。罗伯特，你舒舒服服地随便坐着吧。”她说。 “我很舒服。”瞎子回答说。 “在这里，我也希望你舒舒服服，像在家里一样。”她说。 “我很舒服。”瞎子说。 我的太太出去后，我和他坐着听天气预报和体育比赛综述。那时，她已经离开很久了我不知道她会不会下再下楼来。我想她可能已经上床睡大觉了。我希望她下来，我可不愿意这么一个人跟瞎子呆着。我问他要不要再来一杯酒，他回答说当然要。我又问他想不想跟我抽些大麻。我说，我刚刚卷了一枝，其实我并没卷，不过准备待一会儿就卷。 “试试看。”他说。 “他妈的太妙了，”我说，“就是这东西。” 我喝了酒，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卷了鼓鼓的两枝大麻烟。我点燃了一枝，递给了他。他用手指夹住，放进嘴里，吸了起来。 “尽量多抽一些时候。”我说，我敢说他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我的太太申赵粉红色的睡衣，趿着粉红色的拖鞋，从楼上下来 “我问到什么气味？”她说。 “刚才我们想吸些大麻来提提神。”我说。 我的太太恶狠狠地盯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瞎子，说：“罗伯特，我想你是不抽大麻的。” 他说：“我现在才开始抽的，亲爱的。万事总有个开头。不过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东西挺醇厚的，”我说，“这东西很温和。这是一种安神的东西，我想你懂得的，”我接着说，“不会把你搞得头昏脑胀的。” “老弟，少不了会把你搞得头昏脑胀的。”瞎子说着放声大笑。我的太太坐在沙发中间，我和瞎子坐在她的两旁。我把烟卷递给她。她接过去，吸了一口，递还给我。“这有什么好抽的？”她说。片刻，她又说：“这口烟我不该抽。说实话，我眼睛差不多要睁不开了。那顿饭把我撑死了，刚才我不该吃那么多。” “都是草莓馅饼，”瞎子说，“就是草莓馅饼搞的。”他说着，放声大笑。然后，他摇摇头。 “草莓馅饼我们还有。”我说。 “你想再吃一点吗？”我的太太问。 “也许过一会儿想吃一点。”他答道。 我们俩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我的太太又打起哈欠来了。她说：“罗伯特，你的床已经铺好，你什么时候向上床睡觉都行。我晓得，你今天是挺劳累了。什么时候准备上床，说一下。”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罗伯特？” 他醒了过来，说：“真的，我今天过得很愉快。这比录音带好多了，是不是？” 我说：“你来瘾了。”说着，我把那枝烟塞进他的手指间。他吸了几口，把烟含了一会儿，然后再吐出来。他很老练，似乎从九岁起，就一直抽烟了。 “谢谢，老弟，”他说，“不过我以后这一切都是为我准备的。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抽出味道来了。”他夹着燃着的烟蒂头，递给了我的太太。 “我也有这种感觉，”她说，“没错，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她接过烟蒂头，递给了我。“我就在你们两人中间坐一会儿，闭目养养神。可别让我打扰你们，好吗？你们两个我谁也不打扰。要是打扰你们，说一声。要不然，我就闭目坐在这儿，等到你们上床睡觉，”她说，“罗伯特，你的床已经铺好。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你的房间就在楼上我们房间的隔壁。你想要睡觉，我们就领你去。喂，你们两个得叫我一声，要是我睡着的话。”她说着，就合上了眼睛，进入了梦乡。 新闻节目播完了。我站起身来，换了个频道，又坐回了沙发。我心里暗想，但愿我的太太没有搞得筋疲力尽。她张着嘴，头靠在沙发的后背上。她侧了一下身子，睡衣在她的腿上松开来，露出了白胖的大腿。我伸出手去把她的睡衣扯好，同时瞟了瞎子一眼。真见鬼！她又把睡衣扯开了。 “什么时候想吃草莓馅饼，就说一声。”我说。 “我会说的。”他说。 我说：“你觉得困了吗？要我领你到床上去吗？你准备上床睡觉吗？” “还不想，”他说，“不，老弟，我想同你多呆一会儿，如果这不妨碍你的话。我要呆到你想上床睡觉。我们过去还没有机会好好聊聊。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今天晚上都让我和她两人独占了。”他捧一捧胡子，又放了下来。他捡起香烟和打火机。 “好吧，”我说。接着我又说：“我很高兴跟你做伴。” 我猜我是很高兴的。每天晚上，我抽些大麻，在睡魔来前，尽量地多坐一会。我和我的太太几乎没有同时上床睡觉过。在我睡得死死的时候，我总是做噩梦。有时，我从梦中惊醒，心里还发慌。 电视机里播放着关于教堂和中世纪的节目。这可不是你爱看的那种通俗节目。我想要看一些别的节目。我换了几个频道，上面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因此，我换回到原来的频道，并且想他表示歉意。 “老弟。没关系，”瞎子说，“我觉得挺好的。你想看什么都行。我总能学到一点东西。学无止境嘛！今天学一点东西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坏处。我的耳朵挺管用的。”他说。 我们俩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欠着身子，头转向我，右耳朝电视机的方向。怪难为他的。他的眼皮不时地要垂下来，他又使劲地睁开。他不时地捋胡须，用力拉扯，好象在冥思苦想从电视上听来的东西。 电视机荧光屏上，一群戴着头巾的人们正遭到身着骷髅服和扮成魔鬼的人们的攻击和折磨。扮成魔鬼的人们戴着面罩、头角和长长的尾巴，这是游行仪式中的一个部分。那个解说的英国人说，每年西班牙都要举行一次。我没法向瞎子结实电视画面。 “骷髅？”他说，“我知道骷髅是什么东西。”他说着，点点头。 这时，电视机里出现了一座大教堂。接着是另一座大教堂的长长的慢镜头。最后，画面转到巴黎那座有名的大教堂。这座教堂的飞拱和尖塔直耸云霄。摄影机拉得远远的，把高耸天际的大教堂全貌拍了下来。 解说的英国人常常停下来，让摄影机绕着大教堂转，或者让镜头环绕着农村，拍摄农夫在田野里赶着牛群。我耐心地等着。后来，我觉得该说些什么。于是我就说：“现在，电视机里出现的是座大教堂外部构造。各种奇妙的雕刻！小雕像刻得像妖怪似的。我猜想，那是在意大利。对啦，是在意大利。这座教堂的墙上有图画呢。” “老弟，壁画吗？”他问道，又啜了一口酒。 我伸手去拿酒杯，里面涓滴不剩。我极力想回忆一些我尚能记起的事情。“你问我这些画都是壁画吗？”我说，“你问得好。我可不晓得。” 摄影机转到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葡萄牙大教堂。同法国和意大利的相比，差别不大。不过还是有差别，大多在于教堂内部的差别。这时，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说：“我想到一个问题，你知道大教堂是怎么样的吗？也就是说，大教堂的样子如何？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如果有人向你谈到大教堂，你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吗？嗨，你晓得它与浸礼会教堂的不同吗？” 他慢悠悠地吐着烟雾。“我知道，盖这样一座大教堂要花成千上百个劳力，时间需要五十到一百年左右，”他说，“当然喽，这只是我刚从解说员那儿听来的。我知道，他们一家几代人都继续盖着同一座教堂。这一点我也是听解说员说的。那些工匠们毕生盖着那个大教堂，可是他们就甭想看到那教堂完工。在这点上，老弟，他们可同我们一样，对吗？”他说着就大笑起来。不一会儿，他的眼皮又垂下来，脑袋不时地往下垂。他似乎在打瞌睡。也许他在幻想他身在葡萄牙。这时，电视机出现了另一个大教堂。这个教堂在德国。英国人继续喋喋不休地解说着。“大教堂，”瞎子说着，坐直身子，脑袋来回摇晃，“你想知道底细的话，老弟，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刚才讲过的。这些东西我都是听你说的。不过你或许能够向我描绘一番？我倒希望你能试一下，我可喜欢听呢。你知道，我实在说不太清楚。” 我目不转睛看着电视上的大教堂镜头。我打哪儿开始描述大教堂呢？这可简直要我的命。这个疯子一定要我描绘个教堂什么的，那简直是对我生命的威胁。 我又注视了一会儿，画面转到乡村去了。我干着急也没用，只好转向瞎子，说：“首先，教堂都是很高大的。”说着，我环顾了一下房间，想寻找一些线索，能启发思路。“它们向上高耸。越耸越高，一直耸入云霄。它们特别大，有几座大得非要支柱撑着不可。这支柱就是把教堂支撑起来的东西。人们叫他们拱架。不知为什么，它们总让我想起高架桥来。也许你也不知道高架桥吧？有时大教堂有妖魔鬼怪，这些都刻在门口；有时也刻些公爵和贵妇。别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说。 他不停地点头。他的身体的整个上部似乎在来回摆动。 “我讲得不太好，是吗？”我问道。 他停住点头，把身子靠在沙发边上，一边听我讲，一边捋着胡须。我看得出我没给他讲清楚。不过他还是等我讲下去。他点点头，好像在想法子鼓舞我。我绞尽脑汁，想想我还有什么别的可说。“真的，教堂非常大，”我说，“非常之庞大。它们是用石头砌成的，有时也用大理石。在过去，人们盖教堂是为了更加接近上帝。在过去，上帝是人们生活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从他们盖的教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不起，”我说，“我能为你效劳的似乎就这么多了。我本来就不善讲解。” “很好，老弟，”瞎子说，“嗨，听着。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向你瞎问。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让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的问题。我不过是好奇而已，并不是想跟你找麻烦。你是我的主人嘛。不过我只想问问，你到底信不信教？你不介意我的瞎问吧？” 我摇摇头，可他看不见。反正向瞎子眨眼或点头没有什么两样。“我想我不信教。什么都不信。有时候做到这点是很难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喽！”他说。 “那就好啦！”我说。 那个英国人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唠叨。我的太太在睡梦中叹着气。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继续做她的美梦。 “请你一定要原谅我，”我说，“我无法告诉你大教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做这件事，我可不在行。我已尽了我的力量，我可无能为力了。” 瞎子默默地坐着，低着头，听着我说话。 我说：“说心里话，教堂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一点也没有。大教堂嘛，它们就是晚间电视节目里看到的那种玩意儿，不过如此而已。” 这时，瞎子清了清嗓子，吐出一点东西来。他从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然后，他说：“我有办法，老弟。这办法挺好。也是碰巧想起来的事。不用为此焦虑。”他说：“嗨，听我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有了一个主意。你能给我找几张厚一点的纸来吗？还要一枝钢笔。我们要干一点儿事。我们俩一起画一个教堂。去弄枝笔和一些厚纸来。去吧，老弟，把那些东西拿来。” 于是，我就上楼去。我觉得我的腿一点儿劲都没有。我的腿就像跑过了一阵以后那样提不起来。在我太太的房间里，我四下里打量，发现在她桌上小蓝里有几枝圆珠笔。我想，到哪儿去找他说的那种纸呢。 走下楼来，在厨房里，我找到了一只买菜的纸袋，袋底里还留着洋葱皮。我掏空了纸袋，抖了抖，随手就拿进了起居室，坐下来，把那些东西放在腿旁。我移开了一些东西，压平了纸袋里皱纹，把它平铺在咖啡桌上。 瞎子从沙发上下来坐在地毯上。 他用手指抚摩着白纸。他把纸的正反两面上上下下摸了个遍，连纸边上都摸到了。他还摸了四角。 “好吧，”他说，“好吧，让我们动手吧。” 他摸到我拿笔的那只手，握住我的手。“来吧，老弟，”他说，“画呀，过一会儿你就会明白。我跟着你画。这样就行了。现在就照我跟你说的那样去画。一会儿你就会明白的。画呀。” 于是，我开始画起来。一开始，我画了个箱子，看上去像一座房子——大概就是我住的房子吧。然后，我在房子上面添了一个屋顶。在屋顶两端，我又画上了几个尖塔。疯啦！ “不错，”他说，“太好啦。你干得真棒。”他接着说，“老弟，你大概从来没想过，在你一生中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吗？哎，生活真是奇妙，我们大家都知道。继续画下去，别松劲。” 我添上了拱形窗，画上了飞拱，装上了几扇大门。我无法停笔。电视机已经停止播放。我放下笔，把手指伸缩，松动一下。瞎子摸了一遍白纸，再用手指尖在我画的图上摸一遍。边摸边点头称赞。 “画得真好。”瞎子说。 我又拿起笔，他按住我的手，我又继续画了起来。我决不是什么画家，可我还是继续画下去。 我的太太睁开眼睛，愣愣地望着我们。她从沙发上坐起来，睡衣敞开着。她问道：“你们在干吗呀？快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没有理睬她。 瞎子答道：“我们在画大教堂。我和他已经画得很像样了。加把劲。”他又对我说，“对了。挺好的，”他说，“不错，你到家了，老弟。我敢说。你原以为你不会画，不过你画得挺好的，不是吗？你现在成了行家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真的，过一会儿，这张纸上就会有很美妙的东西出现。那个老式的弯曲处怎么样？”他说，“那儿再添几个人。没有人在，教堂又像什么样子呢？” 我的太太追问道：“出什么事啦？罗伯热，你们在干吗呀？到底出什么事啦？” “没事。”他回答她说。“现在闭上你的眼睛。”瞎子对我说。 我闭上了眼睛，我就照他说的那样闭上眼睛。 “闭好了吗？”他问道，“别出声。” “闭好了。”我回答说。 “就让它那样闭着。”他说，“别停下来。画呀。” 于是，我们继续画下去。我的手在纸上移动时，他的手随着我的转。我活到今天，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 这时，他开口道，“我想就是这样了。我想你已经画好了，”他接着说，“睁眼看看。你觉得怎样？” 但是我的眼睛还闭着；我想再多闭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嗯？”他说，“你在看吗？” 我眼睛仍然紧闭着。我在我的家里，这点我是清楚的，但我又觉得我超然于尘世之外。 “确实有点美妙。”我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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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uanpianxiaoshuo 阅读全文 |  评论()  | 人气() |  引用()  | 推荐 | 保存日志

2006-02-06 01:16:36

雷蒙德·卡佛：大教堂

潘国庆　译 这个瞎子是我太太的一位老朋友，他正在路上，要到我家来做客。他的老婆已经去世，他是去康涅狄格州看望他亡妻的亲戚；从那儿给我太太挂了个电话，预先约定，他准备乘五个小时的火车来这儿，我太太到车站去接他。十年前的一个夏天，在西雅图，我的太太曾在他那里工作过，后来他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可是她和瞎子始终保持联系。他们灌录了录音带，经常通信。他这次来访，我并不欢迎。我跟他素不相识，又是个瞎子，使我心烦。对于瞎子的概念，我是从电影上看来的。电影里，瞎子走路总是慢条斯理，并且从来不笑。有时，他们还要由一条狗领着走路。所以我从来不指望有什么瞎子上我家来。 那年夏天，我妻子在西雅图，急于找个工作做。当时，她身无分文。夏天过后准备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还在军官训练学校读书，而且他也没有钱。不过，她很爱那个家伙，他也爱她，如此等等。有一天，她在报上读到一则广告：招聘助手——给盲人读书，还有电话号码。她打通了电话，到瞎子家里去，当场就说定了。她跟这个瞎子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她给他念些材料，诸如案例研究、报道等等，还帮他整理在县里社会服务部的那个小办公室。从此，那个瞎子就和我太太成了好朋友。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那是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事。她在他的办公室工作的最后一天，瞎子问她，他是否可以摸摸她的脸蛋。她表示同意。他用手指把她面孔、鼻子——甚至头颅——到处摸遍了。这件事，她是永远忘不了的。她甚至想写一首诗来描绘这件事。她一直想做诗的。每年，她总得写一二首诗，那总是发生了什么真正重大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时，她就把她那首诗给我看了。在诗里，她回忆他的手指抚摸她脸上的方式。在诗里，她还谈到她自己的感觉，当瞎子摸她鼻子和嘴唇时，她脑海掠过什么念头。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这首诗并不怎么样。我当然没有对她说。也许是我对诗歌一窍不通。老实说，有时候我想随意找点东西读读，也不会想到这首诗的。 话得说回来，那第一个和她相爱的男人——未来的军官——却是她从小的恋人。所以，没事。那年夏末，她让瞎子摸了她的脸蛋之后，就与他告别，还是去嫁给她从小的……当时，他已经是个正式军官了。她从西雅图搬走了。不过她和那个瞎子仍然保持联系。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通话大约在一年之后。有一天晚上，她从亚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里打电话给他。她想跟他谈谈，这样他们就谈开了。他叫她寄盘录音带给他，谈谈她近来的生活。她照做了。她把录音带寄过去。在录音带上，她告诉瞎子她和丈夫在军营里的生活情况。她告诉瞎子说，她爱她的丈夫，但她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更不喜欢他干的军事工业那一类工作。她告诉瞎子，她已经写完了一首诗，把他也写了进去。她还告诉他，她正在写一首诗，谈谈当一个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味道。这首诗没有写完，她还在写。瞎子录了一盘磁带，寄给了她。她又录了一盘磁带。这样寄来寄去，还几年没有间断过。我妻子的那个军官丈夫驻扎的基地常常转移，她也接连从美国穆边空军基地、麦圭尔基地、麦康内尔基地，最后从萨克门托附近的特拉维斯基地寄了磁带给他。在特拉维斯，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孤寂，觉得她在这种到处流转的生活中和她的亲密的人们隔绝了。她觉得她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她走进房间，吞吃了药箱里所有的药片和胶丸，又喝了一瓶杜松子酒把药灌下去，然后，她走进了热气腾腾的浴室，昏厥了过去。 但她没有死，只是得了一场重病，上吐下泻。她的军官——何必提他的名字呢？他是她童年时的恋人，还要说什么呢？——从外面回家来，发现她病倒在那儿，就叫了一辆救护车。她又马上把这些情况录在一盘磁带上，寄给了瞎子。好几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在磁带上，一刻不停地给他寄去。此外，她每年还写一首诗。我想这是她主要的消遣。在一盘磁带里，她对瞎子说，她决定跟她的军官分居一段时间。而在另一盘磁带里，她又告诉他她离婚了。于是我和她开始一同出去，当然她也告诉了她的瞎子。她有什么事都对瞎子说，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一次她问我，我是否愿意听听刚从瞎子那儿寄来的磁带。这是一年以前的事啦。她说，磁带上有我。于是，我说，好吧，我倒要听一听。我取来了酒，我们俩坐在起居间准备听了。她把磁带放进录音机，调了调几个开关，然后她按了一下启动键。磁带吱吱地响，有个人扯着大嗓门开始讲话。她减低音量。他无关紧要地扯了几分钟，我就听到在这个陌生人——素不相识的瞎子——嘴里提到我的名字。接着，我听到这句话：“从你讲的有关他的全部情况来看，我只能说——”这时，好像有人敲门，就把我们听的打断了。我们再也没有回头来再听这磁带。不过，那无所谓。反正想听的，我都听见了。 现在，这个瞎子要到我的家里来过夜。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玩玩保龄球。”我对我的太太说。她正站在滴水板前切土豆片。听到我的话，就放下小刀，转过身来。 “你要是爱我，”她说，“你可以替我招待他；要是你不爱我的话，那就算了。你要是有朋友，不管什么朋友，只要来我家，我都会让他们过得舒舒服服的。”说完后，她用餐巾擦了擦手。 “我可没有瞎子朋友。”我说。 “你是什么朋友都没有的，”她说，“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她接着说，“天晓得，他的妻子刚死呢！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得吗？他刚丧妻！” 我没有理她。她又讲了一些瞎子老婆的情况。她的名字叫比尤拉。比尤拉！这是一个黑女人的名字呀！ “他的老婆是个黑人吗？”我问道。 “你疯啦！”我的太太说道，“你到底是说气话还是怎么着？”她捡起一块土豆。我看见她把这块土豆使劲地扔到地板上，滚到炉子下面去了。“您怎么啦？”她说，“喝醉了吗？” “我不过问问。”我说。 这时，我的太太把许多内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我实在不感兴趣。我喝一口酒，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听着她说，慢慢地把她说的零零碎碎的情况串在一起了。 比尤拉是在我太太离开瞎子那个夏天去跟他工作的。很快比尤拉和瞎子就在教堂里结了婚。这场婚礼规模很小——本来谁回去参加这种婚礼呢？——只有他们两个，外加牧师和牧师太太。不过这到底还是名副其实的教堂婚礼啊！瞎子说，这是比尤拉的主意。可是，就在那时候，比尤拉肯定已经长了乳腺癌了。他们就这样难舍难分——用我太太的话，难舍难分——生活了八年后，比尤拉的健康开始迅速恶化。她是在西雅图一家医院里去世的。去世时，瞎子坐在她的病床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他们俩结了婚，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当然有性生活），最后他还得给她埋葬送终。他干了这些事，可那倒霉的女人长得什么样子，他却始终没有看见。这是叫我怎么也不懂的。听完我太太的话，我为瞎子隐约地感到有点难过。我募地想到那个女人的生活多么可怜，很觉得遗憾。想想看，一个女人从来不知道她自己在爱人的眼睛里是什么样，那是什么滋味！一个女人竟这样一天一天地生活下来，而从来没有听到她心爱的人儿说几句最最起码的赞美的话儿。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永远不能看到她的脸上表情——悲惨还是欢快。有的人爱好打扮，有的人喜欢保持天然本色——这对他又有什么两样呢？他的老婆要打扮的话，也尽可以在眼睛周围涂上黛色，在鼻子外面镶上别针，穿上黄色的运动裤和紫色的鞋子，不管穿什么都行。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让瞎子抓住她的手，瞎眼里流下了热泪——这是我现在的想象——在她临死前最后一闪念大概是：他连她的模样如何都不知道，而她就这样匆匆地进入坟墓。她给罗伯特留下了一笔小数目的保险金和半块墨西哥二十比索的硬币。另外半块她带进棺材里去了。真惨哪。 瞎子来访的那天，我的太太到火车站去接他。我没事可做，只好坐在那儿干等，心里直犯嘀咕。我喝着酒，看着电视。这时，我听见汽车开进车道。我手里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观看。 我瞧见我的太太满面笑容，把汽车停下。我看见她从车里出来，关上车门，脸上还挂者一丝微笑，真叫人奇怪！她绕到车子另一边，瞎子正在从这边门里走出来。瞧这个瞎子的模样，——还有满脸的络腮胡子！这是瞎子的脸上的胡子！我说，真够呛。瞎子把手伸进后车座，拉出了一只手提箱。我的太太挽起他的胳膊，关上车门。她一路上说着话，领着瞎子走过车道，踏上台阶，走进门廊。我关掉电视机，喝完酒，涮了涮玻璃杯，擦干手，然后走去开门。 我的太太说：“我介绍你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的丈夫。他的事情，我都跟你谈过。”她笑容满面，扯着瞎子的大衣袖口。 瞎子放下手提箱，伸手过来。 我握住他的手。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会儿，就放开了。 “我觉得你的面好熟，我们好像以前见过。”他大声地说道。 “我也觉得这样。”我说。我不知道另外该说些什么。我接着说：“欢迎你来。我常听见我的太太提起你。”接着，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廊门里走进了起居间。我的太太挽者他的胳膊，领着路，嘴里唠叨着：“向左边走，罗伯特。对啦！当心，那儿有一把椅子。到了。你就坐在这儿。这是沙发，两个星期前买的。” 我开始谈了一些那只旧沙发的事。我十分喜欢那只旧沙发，不过没有说出口来。接着我随便谈了一点其他的事，谈了乘火车沿哈德逊河观看风景的经验。你到纽约去的时候，就应该坐在火车的右边：从纽约回来的时候，就要坐在左侧。 “你旅途愉快吗？”我说，“顺便问一下，你在车上坐哪一边的？” “哪一边！问得真傻，”我的太太说，“坐在哪一边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追问道。 “我不过问问吧。”我回答说。 “我坐在右边，”瞎子说，“我差不多有四十年没乘火车了，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坐过一次火车。跟着大人坐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快要忘记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了。现在我这把胡子已经留了一个冬天，”他说，“是人家对我说的。亲爱的，我看上去很神气吗？”他问我的太太。 “神气的很，罗伯特，”她回答道，“罗伯特，”她接着说，“罗伯特，见到你太高兴了。” 最后，我的太太把眼光从瞎子身上转过来，看着我，我有一种感觉，她不喜欢看见我这个样子。我只好耸耸肩膀。 我从未碰到过也不认识瞎眼的人。这个瞎子将近五十岁，长得很粗壮结实，秃顶，弯着肩膀，好像压着沉重的东西。他穿着棕色的运动裤，棕色的鞋子和浅棕色的衬衫，还戴着一条领带，外面穿了一件运动员的外套，蛮好看的。他满脸胡子，但他没有手杖，也没戴墨镜。以前，我总以为墨镜是瞎子必戴的东西。说真的，我倒希望他戴一副。乍看起来，他的眼睛跟常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你要是仔细瞧瞧，准能瞧出一些毛病来。首先的一点是眼膜里眼白太多，两个瞳仁似乎不由自主地在转着，他自己也控制不了，看了真吓人。我定睛望着瞎子，看见他的左眼的瞳仁似乎转向鼻梁，而他右眼的瞳仁却似乎尽力地保持不动。可是尽力也没有用，他那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转动着。 我说：“让我给你弄点酒来喝喝。你喜欢喝什么？我们什么酒都有一些。喝酒可是一种很好的消遣。” “老弟，我是个苏格兰人。”他说得极快，而且嗓门很大。 “没错，”我说，“老弟！你是苏格兰人，我早就知道了。” 他用手指摸了一下放在沙发旁边的那只手提箱。他的手在探测我们的态度，这一点我倒不怪他。 “我把那只箱子提到你房里去。”我的太太说。 “不必了，那样搁着很好。”瞎子大声说道，“等我上楼时，可以随身带上去。” “苏格兰威士忌里掺点水，好吗？”我说。 “很少一点儿。”他说。 “我知道。”我说。 他说，就要一点儿。你们知道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吗？我很像他。菲茨杰拉德说，我喝水的时候，就喝水；我喝威士忌的时候，就喝威士忌。我的太太笑了。瞎子用手拢起他的胡子，放了下来。 我调好了酒，三大杯威士忌，每杯只掺了一点儿水。然后，我们舒舒服服地坐着，谈起罗伯特的旅行来。首先谈了从西海岸长途飞行来到康涅狄格州。接着，他从康涅狄格州转乘火车来到我们这儿。谈到那段旅程时，我们又喝了一口酒。 我记得在哪儿读过一篇文章，说盲人不会吸烟，因为据推测，他们看不到自己吐出的烟雾。我想，对于盲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也只是这一点。但是这个瞎子却与众不同，他吸烟一直吸到烟蒂头，接着又点上一枝。不多一会儿，他的烟缸已经磕满了烟灰。我的太太把烟灰倒掉。 当我们坐在桌旁吃饭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点酒。我的太太一个劲地往罗伯特的盘里夹菜，什么牛肉块呀，土豆片呀，绿豆呀。我给他涂了两块黄油面包。我说：“请你吃黄油面包。”我又吞下几口酒。“现在让我们祈祷。”我说。瞎子俯下了头。我的太太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一愿电话铃不要响；二愿饭菜不会变凉。”我祈祷道。 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吃起来，桌上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得干干净净，好像今天吃了就没有明天似的。我们一声不吭，只顾埋头吃饭。我们戴着餐巾，大口大口地咀嚼着桌上的饭菜。我们确实认认真真地在吃饭。瞎子马上就能确定饭菜的方位，并且能准确知道每样菜放在他碟子里哪个地方。我看他用刀叉割肉的样子，很为赞赏。他切了两块肉，叉进嘴里；接着全力以赴地去吃土豆片和绿豆。他撕了厚厚地一块黄油面包，塞进了嘴里；然后，他又端起牛奶杯，满满地喝一口。有时他还用手去撕菜，似乎也并不在意。 我们把饭菜吃得精光，连板块草莓馅饼都没剩下。我们坐在那儿，仿佛有点头脑发昏。汗珠从脸上流下来。半晌，我们才立起身来，桌上杯盘狼藉。我们看也不看，径直地走进起居间，又回到老地方坐了下来。罗伯特和我的太太坐在沙发上，我坐在大椅子上。我们又喝了两三口酒。他们俩在谈论十年来他们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在部分时间里，我只管听。有时我也插上几句。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在房间里，也不想让她觉得我有被遗忘之感。他们畅谈这十年中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把我晾在一边。我盼着听到我太太那张甜蜜的小嘴能说起我的名字，说“于是，这时，我的丈夫进入了我的生活之中”诸如此类的话，可是我始终没有听到。他们谈得更多是罗伯特的事情。罗伯特什么都干过一点，似乎是个十足的万能瞎博士。但最近一二年来，他和他的老婆搞到一个艾米维分送货物的工作。虽然不怎么样，看来他们靠它也能凑合着过日子。瞎子也是业余无线电收发爱好者。他粗声大气地谈着他跟其他爱好者的通话，他们有的在管道，也的在菲律宾，另外一些在阿拉斯加州，连塔希提岛也有他的同好。他说，他要是想去那些地方玩玩，朋友可多了。他不时地把他那张瞎了眼的脸转向我，捋着胡子，问我一些问题。我在现在那个职位上干了几年？（三年。）我喜欢我的工作吗？（不喜欢。）我还准备继续干下去吗？(别的还能干什么呢？)最后，我看瞎子开始犯困了，就站起身去开电视机。 我的太太恼怒地盯着我，快要发作了。接着，她把目光转向瞎子，说:“罗伯特，你家有电视机吗？” 瞎子回答说：“亲爱的，我有两台电视机，一台是彩色的，另一台是黑白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可是一件老古董。我要开电视机，这似乎很滑稽，可是我三天两头开电视机，一开就开那台大彩电。你不觉得好笑吗？” 听完他说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根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毫无意思。因此，我只管自己看新闻节目，想听听广播员再说些什么。 “这是一台彩电，”瞎子说，“可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能辨别。” “我们才买了不久。”我说。 瞎子哑了一口酒。他捧起他的胡子来，嗅了一下，又放下了。他身子从沙发往前靠了靠，把咖啡桌上的烟灰缸放好，用打火机点上一支烟，然后把身子靠回去，两腿交叉着。 我的太太捂住嘴，打了个哈欠。她伸伸懒腰，说“我想我该上楼去穿件睡衣。我该换件什么别的衣服。罗伯特，你舒舒服服地随便坐着吧。”她说。 “我很舒服。”瞎子回答说。 “在这里，我也希望你舒舒服服，像在家里一样。”她说。 “我很舒服。”瞎子说。 我的太太出去后，我和他坐着听天气预报和体育比赛综述。那时，她已经离开很久了我不知道她会不会下再下楼来。我想她可能已经上床睡大觉了。我希望她下来，我可不愿意这么一个人跟瞎子呆着。我问他要不要再来一杯酒，他回答说当然要。我又问他想不想跟我抽些大麻。我说，我刚刚卷了一枝，其实我并没卷，不过准备待一会儿就卷。 “试试看。”他说。 “他妈的太妙了，”我说，“就是这东西。” 我喝了酒，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卷了鼓鼓的两枝大麻烟。我点燃了一枝，递给了他。他用手指夹住，放进嘴里，吸了起来。 “尽量多抽一些时候。”我说，我敢说他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我的太太申赵粉红色的睡衣，趿着粉红色的拖鞋，从楼上下来 “我问到什么气味？”她说。 “刚才我们想吸些大麻来提提神。”我说。 我的太太恶狠狠地盯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瞎子，说：“罗伯特，我想你是不抽大麻的。” 他说：“我现在才开始抽的，亲爱的。万事总有个开头。不过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东西挺醇厚的，”我说，“这东西很温和。这是一种安神的东西，我想你懂得的，”我接着说，“不会把你搞得头昏脑胀的。” “老弟，少不了会把你搞得头昏脑胀的。”瞎子说着放声大笑。我的太太坐在沙发中间，我和瞎子坐在她的两旁。我把烟卷递给她。她接过去，吸了一口，递还给我。“这有什么好抽的？”她说。片刻，她又说：“这口烟我不该抽。说实话，我眼睛差不多要睁不开了。那顿饭把我撑死了，刚才我不该吃那么多。” “都是草莓馅饼，”瞎子说，“就是草莓馅饼搞的。”他说着，放声大笑。然后，他摇摇头。 “草莓馅饼我们还有。”我说。 “你想再吃一点吗？”我的太太问。 “也许过一会儿想吃一点。”他答道。 我们俩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我的太太又打起哈欠来了。她说：“罗伯特，你的床已经铺好，你什么时候向上床睡觉都行。我晓得，你今天是挺劳累了。什么时候准备上床，说一下。”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罗伯特？” 他醒了过来，说：“真的，我今天过得很愉快。这比录音带好多了，是不是？” 我说：“你来瘾了。”说着，我把那枝烟塞进他的手指间。他吸了几口，把烟含了一会儿，然后再吐出来。他很老练，似乎从九岁起，就一直抽烟了。 “谢谢，老弟，”他说，“不过我以后这一切都是为我准备的。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抽出味道来了。”他夹着燃着的烟蒂头，递给了我的太太。 “我也有这种感觉，”她说，“没错，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她接过烟蒂头，递给了我。“我就在你们两人中间坐一会儿，闭目养养神。可别让我打扰你们，好吗？你们两个我谁也不打扰。要是打扰你们，说一声。要不然，我就闭目坐在这儿，等到你们上床睡觉，”她说，“罗伯特，你的床已经铺好。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你的房间就在楼上我们房间的隔壁。你想要睡觉，我们就领你去。喂，你们两个得叫我一声，要是我睡着的话。”她说着，就合上了眼睛，进入了梦乡。 新闻节目播完了。我站起身来，换了个频道，又坐回了沙发。我心里暗想，但愿我的太太没有搞得筋疲力尽。她张着嘴，头靠在沙发的后背上。她侧了一下身子，睡衣在她的腿上松开来，露出了白胖的大腿。我伸出手去把她的睡衣扯好，同时瞟了瞎子一眼。真见鬼！她又把睡衣扯开了。 “什么时候想吃草莓馅饼，就说一声。”我说。 “我会说的。”他说。 我说：“你觉得困了吗？要我领你到床上去吗？你准备上床睡觉吗？” “还不想，”他说，“不，老弟，我想同你多呆一会儿，如果这不妨碍你的话。我要呆到你想上床睡觉。我们过去还没有机会好好聊聊。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今天晚上都让我和她两人独占了。”他捧一捧胡子，又放了下来。他捡起香烟和打火机。 “好吧，”我说。接着我又说：“我很高兴跟你做伴。” 我猜我是很高兴的。每天晚上，我抽些大麻，在睡魔来前，尽量地多坐一会。我和我的太太几乎没有同时上床睡觉过。在我睡得死死的时候，我总是做噩梦。有时，我从梦中惊醒，心里还发慌。 电视机里播放着关于教堂和中世纪的节目。这可不是你爱看的那种通俗节目。我想要看一些别的节目。我换了几个频道，上面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因此，我换回到原来的频道，并且想他表示歉意。 “老弟。没关系，”瞎子说，“我觉得挺好的。你想看什么都行。我总能学到一点东西。学无止境嘛！今天学一点东西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坏处。我的耳朵挺管用的。”他说。 我们俩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欠着身子，头转向我，右耳朝电视机的方向。怪难为他的。他的眼皮不时地要垂下来，他又使劲地睁开。他不时地捋胡须，用力拉扯，好象在冥思苦想从电视上听来的东西。 电视机荧光屏上，一群戴着头巾的人们正遭到身着骷髅服和扮成魔鬼的人们的攻击和折磨。扮成魔鬼的人们戴着面罩、头角和长长的尾巴，这是游行仪式中的一个部分。那个解说的英国人说，每年西班牙都要举行一次。我没法向瞎子结实电视画面。 “骷髅？”他说，“我知道骷髅是什么东西。”他说着，点点头。 这时，电视机里出现了一座大教堂。接着是另一座大教堂的长长的慢镜头。最后，画面转到巴黎那座有名的大教堂。这座教堂的飞拱和尖塔直耸云霄。摄影机拉得远远的，把高耸天际的大教堂全貌拍了下来。 解说的英国人常常停下来，让摄影机绕着大教堂转，或者让镜头环绕着农村，拍摄农夫在田野里赶着牛群。我耐心地等着。后来，我觉得该说些什么。于是我就说：“现在，电视机里出现的是座大教堂外部构造。各种奇妙的雕刻！小雕像刻得像妖怪似的。我猜想，那是在意大利。对啦，是在意大利。这座教堂的墙上有图画呢。” “老弟，壁画吗？”他问道，又啜了一口酒。 我伸手去拿酒杯，里面涓滴不剩。我极力想回忆一些我尚能记起的事情。“你问我这些画都是壁画吗？”我说，“你问得好。我可不晓得。” 摄影机转到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葡萄牙大教堂。同法国和意大利的相比，差别不大。不过还是有差别，大多在于教堂内部的差别。这时，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说：“我想到一个问题，你知道大教堂是怎么样的吗？也就是说，大教堂的样子如何？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如果有人向你谈到大教堂，你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吗？嗨，你晓得它与浸礼会教堂的不同吗？” 他慢悠悠地吐着烟雾。“我知道，盖这样一座大教堂要花成千上百个劳力，时间需要五十到一百年左右，”他说，“当然喽，这只是我刚从解说员那儿听来的。我知道，他们一家几代人都继续盖着同一座教堂。这一点我也是听解说员说的。那些工匠们毕生盖着那个大教堂，可是他们就甭想看到那教堂完工。在这点上，老弟，他们可同我们一样，对吗？”他说着就大笑起来。不一会儿，他的眼皮又垂下来，脑袋不时地往下垂。他似乎在打瞌睡。也许他在幻想他身在葡萄牙。这时，电视机出现了另一个大教堂。这个教堂在德国。英国人继续喋喋不休地解说着。“大教堂，”瞎子说着，坐直身子，脑袋来回摇晃，“你想知道底细的话，老弟，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刚才讲过的。这些东西我都是听你说的。不过你或许能够向我描绘一番？我倒希望你能试一下，我可喜欢听呢。你知道，我实在说不太清楚。” 我目不转睛看着电视上的大教堂镜头。我打哪儿开始描述大教堂呢？这可简直要我的命。这个疯子一定要我描绘个教堂什么的，那简直是对我生命的威胁。 我又注视了一会儿，画面转到乡村去了。我干着急也没用，只好转向瞎子，说：“首先，教堂都是很高大的。”说着，我环顾了一下房间，想寻找一些线索，能启发思路。“它们向上高耸。越耸越高，一直耸入云霄。它们特别大，有几座大得非要支柱撑着不可。这支柱就是把教堂支撑起来的东西。人们叫他们拱架。不知为什么，它们总让我想起高架桥来。也许你也不知道高架桥吧？有时大教堂有妖魔鬼怪，这些都刻在门口；有时也刻些公爵和贵妇。别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说。 他不停地点头。他的身体的整个上部似乎在来回摆动。 “我讲得不太好，是吗？”我问道。 他停住点头，把身子靠在沙发边上，一边听我讲，一边捋着胡须。我看得出我没给他讲清楚。不过他还是等我讲下去。他点点头，好像在想法子鼓舞我。我绞尽脑汁，想想我还有什么别的可说。“真的，教堂非常大，”我说，“非常之庞大。它们是用石头砌成的，有时也用大理石。在过去，人们盖教堂是为了更加接近上帝。在过去，上帝是人们生活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从他们盖的教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不起，”我说，“我能为你效劳的似乎就这么多了。我本来就不善讲解。” “很好，老弟，”瞎子说，“嗨，听着。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向你瞎问。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让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的问题。我不过是好奇而已，并不是想跟你找麻烦。你是我的主人嘛。不过我只想问问，你到底信不信教？你不介意我的瞎问吧？” 我摇摇头，可他看不见。反正向瞎子眨眼或点头没有什么两样。“我想我不信教。什么都不信。有时候做到这点是很难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喽！”他说。 “那就好啦！”我说。 那个英国人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唠叨。我的太太在睡梦中叹着气。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继续做她的美梦。 “请你一定要原谅我，”我说，“我无法告诉你大教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做这件事，我可不在行。我已尽了我的力量，我可无能为力了。” 瞎子默默地坐着，低着头，听着我说话。 我说：“说心里话，教堂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一点也没有。大教堂嘛，它们就是晚间电视节目里看到的那种玩意儿，不过如此而已。” 这时，瞎子清了清嗓子，吐出一点东西来。他从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然后，他说：“我有办法，老弟。这办法挺好。也是碰巧想起来的事。不用为此焦虑。”他说：“嗨，听我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有了一个主意。你能给我找几张厚一点的纸来吗？还要一枝钢笔。我们要干一点儿事。我们俩一起画一个教堂。去弄枝笔和一些厚纸来。去吧，老弟，把那些东西拿来。” 于是，我就上楼去。我觉得我的腿一点儿劲都没有。我的腿就像跑过了一阵以后那样提不起来。在我太太的房间里，我四下里打量，发现在她桌上小蓝里有几枝圆珠笔。我想，到哪儿去找他说的那种纸呢。 走下楼来，在厨房里，我找到了一只买菜的纸袋，袋底里还留着洋葱皮。我掏空了纸袋，抖了抖，随手就拿进了起居室，坐下来，把那些东西放在腿旁。我移开了一些东西，压平了纸袋里皱纹，把它平铺在咖啡桌上。 瞎子从沙发上下来坐在地毯上。 他用手指抚摩着白纸。他把纸的正反两面上上下下摸了个遍，连纸边上都摸到了。他还摸了四角。 “好吧，”他说，“好吧，让我们动手吧。” 他摸到我拿笔的那只手，握住我的手。“来吧，老弟，”他说，“画呀，过一会儿你就会明白。我跟着你画。这样就行了。现在就照我跟你说的那样去画。一会儿你就会明白的。画呀。” 于是，我开始画起来。一开始，我画了个箱子，看上去像一座房子——大概就是我住的房子吧。然后，我在房子上面添了一个屋顶。在屋顶两端，我又画上了几个尖塔。疯啦！ “不错，”他说，“太好啦。你干得真棒。”他接着说，“老弟，你大概从来没想过，在你一生中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吗？哎，生活真是奇妙，我们大家都知道。继续画下去，别松劲。” 我添上了拱形窗，画上了飞拱，装上了几扇大门。我无法停笔。电视机已经停止播放。我放下笔，把手指伸缩，松动一下。瞎子摸了一遍白纸，再用手指尖在我画的图上摸一遍。边摸边点头称赞。 “画得真好。”瞎子说。 我又拿起笔，他按住我的手，我又继续画了起来。我决不是什么画家，可我还是继续画下去。 我的太太睁开眼睛，愣愣地望着我们。她从沙发上坐起来，睡衣敞开着。她问道：“你们在干吗呀？快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没有理睬她。 瞎子答道：“我们在画大教堂。我和他已经画得很像样了。加把劲。”他又对我说，“对了。挺好的，”他说，“不错，你到家了，老弟。我敢说。你原以为你不会画，不过你画得挺好的，不是吗？你现在成了行家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真的，过一会儿，这张纸上就会有很美妙的东西出现。那个老式的弯曲处怎么样？”他说，“那儿再添几个人。没有人在，教堂又像什么样子呢？” 我的太太追问道：“出什么事啦？罗伯热，你们在干吗呀？到底出什么事啦？” “没事。”他回答她说。“现在闭上你的眼睛。”瞎子对我说。 我闭上了眼睛，我就照他说的那样闭上眼睛。 “闭好了吗？”他问道，“别出声。” “闭好了。”我回答说。 “就让它那样闭着。”他说，“别停下来。画呀。” 于是，我们继续画下去。我的手在纸上移动时，他的手随着我的转。我活到今天，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 这时，他开口道，“我想就是这样了。我想你已经画好了，”他接着说，“睁眼看看。你觉得怎样？” 但是我的眼睛还闭着；我想再多闭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嗯？”他说，“你在看吗？” 我眼睛仍然紧闭着。我在我的家里，这点我是清楚的，但我又觉得我超然于尘世之外。 “确实有点美妙。”我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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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uanpianxiaoshuo 阅读全文 |  评论()  | 人气() |  引用()  | 推荐 | 保存日志

2005-03-24 13:08:07

安·贝蒂：时代

就要过圣诞节了，凯米和彼得来到开布里奇探望她的父母。他们到达的第二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在彼得上楼去冲淋浴时，凯米也跟着上了楼。她试图能从同父母搭话的尴尬中得到片刻休息。  　　“为什么每次不在我父母家过圣诞节，我就有一种负罪感？”彼得说。  　　“那就给他们通个电话嘛。”她说。  　　“那样我会觉得更糟。”  　　他对着镜子摸着自己就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刮过的下巴。她知道，每天下午，他都会感觉有胡须的痕迹，但即使他发现了，也并不再刮一次。“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在意我们在哪里，”彼得说。“谁还能有时间陪我姐姐、姐夫、她的三个小家伙，还有她的小猫、小狗和小兔子呢？”  　　“戈比”，凯米说。在彼得脱衣服时，她坐到床的一头。每年都是这样：当他们去肯塔基探望彼得的双亲时，他的母亲就会暗示房间不够住。去年，彼得说要买几个睡袋，而他母亲却说，她觉得让家里的人睡在地板上是很愚蠢的举动，还说他们最好换一个更方便的时间再来。几年前，在凯米和彼得离开纽约去波士顿之前，彼得的父母通过邮件寄给他们每人一份礼物——圣诞长统袜中装着一顶人造狐皮帽，给凯米的袜子中装的是化妆品。彼得的礼物挺有意思——一个手握式嗡音器，洗手时会变黑的肥皂，一个吊着干黄鱼的钥匙链，在袜子的脚趾中折叠着一张百元的钞票。而在给凯米的袜子的脚趾中，她还找到了一个指甲刀。  　　彼得在淋浴的时候，凯米绕着她的旧房间转了转。他们到家的时候，已被长时间的驾驶弄得精疲力尽。就象在任何一家不知名的汽车旅馆中的房间里一样，她很快就睡着了，对周围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现在她才看到，她母亲已经把先前总在这儿的那些废物收拾掉了，但添置了一些东西——她高中时的年鉴，利摩日产盘子里放着她女童子军戒指——这些使得这个房间象个圣祠。几年前，凯米用透明胶代带折成小卷，粘在男友或者说是准男友的照片后，并将这些像片夹在镜子中，拼成一个心的形状。现在镜子里只有两张照片了，都是米歇尔·格雷兹特的——她高中最后一年固定来往的男孩子。她母亲将这些照片巧妙地移到镜框的左右上角，她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凯米抽出大的那张照片，翻了个个儿。这张藏起来的像片还贴在镜子背面：格雷兹的骨盆向前突出，拇指指着他的胯部，像片上“Nil des perandurm—***”（拉丁文：永不放弃）的字样横过他的胸口。而这些现在看来丝毫没有恶意了。他是第一个与凯米睡过觉的人，凯米现在记得的只是他们发生关系以后的事情。他们一起去了纽约，带着伪造的身份证和格雷兹从他哥哥那儿借的五十块钱。她还记得那天清晨，当她走向旅馆窗前时粗丝地毯将她的脚底挠得痒酥酥的那种感觉。她打开沉重的窗帘，发现竟和旁边的建筑相距极近，伸手可触。这些建筑如此之高如此之近，以至于凯米根本望不到天空。而现在她已经说不出那天是怎样的天气了。这时，她发现照片上米歇尔·格雷兹特的上唇有一点黑。那是灰尘，而不是胡髭。  　　彼得走出浴室。这些年来，他剪头的次数越来越勤，以至于当她摸他的头时，发卷会因太紧而弹起。他的头看起来有点象香瓜，也可能一模一样——令人感到好笑。她和她朋友在通信时总要谈些各自丈夫的趣事。凯米省略了许多在做爱后告诉过彼得的那些兴奋的感觉。她高中的老师会同意这一点。这位老师喜欢给班上写点打油诗：  　　你的谈吐可以令人恐怖  　　只需记住：再详细些。  　　彼得的湿毛巾飞过凯米，落在床上。他总是象搏斗结束后那样地抛弃它。上周，在巴巴多斯他的公司别墅时，他的皮肤还晒得很黑。彼得穿游泳裤的地方有一大块白色的皮肤。在下午模糊的光线下，他象一片Marimekko布。  　　彼得穿上长运动裤，系上裤带，用凯米为圣诞节送给他买的漂亮的打火机点燃了一只烟。她在圣诞节之前就给他了。这个打火机是金属筒的，底端有一块生牛皮，当弦被牵动时，外面的金属鼻帽就挡在上面，用来保护火焰。彼得很喜欢这个打火机，而凯米在给他以后又感到有点后悔。当他俩挤在门口，彼得划火柴时她用身体帮他挡住风时的情景总带些戏剧性。她上前两步，紧紧地拥住了彼得，将两手放在他的腋窝下。他的腋窝还是湿潞潞的。她相信这样一个道理：男人在淋浴后从不将自己彻底擦干。他吻过她的前额，停留在她的眉间。凯米没有反应；昨天夜里她告诉彼得，说她不明白别人怎么能够在父母的房子里做爱。他摇了摇头，觉得有点可笑。彼得将汗衫掖入长运动裤，套上毛衣。“就是下雪也没有关系”，他说道。彼得要去跑步了。  　　他们下了楼。凯米的父亲，一位退休的心脏病专家，坐在起居室里斜摆着的餐桌旁，捏着一份《华尔街日报》的手臂举在半空。他对彼得说：“你是怎样来解决每天一包烟和每天跑步锻炼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说实话，”彼得说“我并不是为了身体才跑步的。跑步能解除我的烦恼，还能使我精力充沛。”  　　“喔？那你认为精神的健康与肉体的健康是可以分割开的？”  　　“噢，斯坦”，凯米的母亲说着走进了起居室，“没有人想跟你争论医学上的事情。”  　　“我并不是在谈论医学。”  　　“大家只是随便说说嘛！”  　　“我从来就不想争论这一点”。  　　凯米发现越来越没有可能来探望父母了。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是被告之该做什么，该怎样去思考。而在她结婚后，父母就完全变了。因此在她婚后的第一年，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古怪的位置上：总是建议父母该怎么去做。有时，他们试着扭转这个局势，而现在他们仅仅用“就这样”作为回答。他们相互争吵，用争辩代替了心平气和的交谈。  　　她决定和彼得一起去跑步，她取下挂在衣橱衣钩上的防水短外套。她现在还感到外侧的拉链不好弄。彼得帮她把拉链向前拉紧。而这只能使她感到更加无助。彼得看到她的表情时，用鼻子轻轻摩擦着她的头发。“你还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说着，将拉链拉上。她想，彼得是知道我不想回答他的问题的。  　　雪正落着。他们走在凯米多年来从不相信的，象圣诞卡一般的景色中。凯米有些希望能从角落里传出圣诞的赞歌。当彼得向左转弯时，她猜他们正向曼斯大街的公园走去。他们路过一座巨大的带有白色护墙板的房子时，看见真正的烛光洒满所有的窗户。“看那儿！”彼得说“看那花环！”。花环挂在房子的前门上，扎得很密，以至于向前凸起，看起来就象有人将一棵巨大的黄杨木连根拔起，并在正中挖了一个窟窿似的。彼得捏了一个雪球扔了过去，差点正中靶心。  　　“你疯了吗？”凯米抓着他的手说，“要是他们开了门怎么办？”  　　“听我说，”彼得说道，“如果他们是住在纽约，那这个花环就会被偷走，在这儿，每个人都喜欢往里抛雪球。”  　　在角落里，一个站着的男人直勾勾地盯着地上一只披着方格呢外套的棕色小狗。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金发男子说：“我告诉过你，她可能是瞎子，但她仍然喜欢到雪地上来。”第一个男子轻轻拍了拍颤抖的小狗，继续他们的散步。  　　圣诞节降临在开布里奇。很快就是圣诞夜打开圣诞礼物的时候了。照例，她和彼得会得到一些实用的东西（如股票），还有一些不重要的小玩意儿（象那些对洗碟机来说过于脆弱的玻璃杯），他们每人还会分别得到一份礼物：给凯米的可能是一只金首饰，给彼得的可能是一条丝绸领带。偶尔当凯米希望打扮得象个40年代的商人的时候，她就会打上一条。彼得认为这些领带多少有些女人气——他根本就不喜欢。去年，凯米的父母送她一个青金石戒指时，就在圣诞夜里，彼得躺在床上，从凯米的手上取下戒指来仔细查看。他把戒指带在自己的小指上快速地转动，咧起克拉克·鲍① 般的嘴，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他过去已经试图对凯米显示过他戴上结婚戒指时是怎样的可笑。结婚已经三年了，有时当她问彼得是否不再考虑戴结婚戒指时，多少还是很有些伤感。这倒并不是因为她把一个戒指看成是任何形式的保证。在突然决定结婚之前他俩已经一起生活了两年。但在婚礼前他俩都很自然地期盼着忠贞的一生。如果两人中的谁对其他人感兴趣的话，他们会以自己的最佳方式解决，但是不能对另外一个人炫耀，也不谈论此事。  　　在上次探望父母前两个月的一个夜里——也就是一年前的那个圣诞节时——彼得把凯米叫醒，告诉凯米了一个和他曾经有过短暂关系的年轻女子。他讲述了和那个女子在一起的感觉——他是如何喜欢在餐馆进餐时她将手压在他手上的感觉；他还记得那个女子是怎样突然间将她的唇印在他前额的皱纹上并吻散他紧锁的眉头，驱散他的愤怒的。彼得的眼泪缓缓落在凯米的枕头上。她还记得他的脸——这是她仅有的一次看见他落泪——他的脸是那么红，那样的浮肿，就象在燃烧。“是不是对你隐瞒得太深了？”彼得说，“你是不是想把枕头压在我的脸上？这样邻居就听不见了？”凯米根本就不在意邻居怎么想，因为她根本不知道邻居是谁。她既没有去安慰他，也没有去动枕头。她很自然地走出去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晨他去上班以后，她喝了好几杯咖啡并大哭了一场，试着让自己振奋些。她到格林威治大街昂贵的花店里去买花，给花商指着那些开得很繁的花，让他一朵朵地抽出。她挑选得极为认真。回家后，她整理了一下花枝，将它们插在小瓶子里——每个小瓶子里只插几枝花， 不带任何叶子。到了傍晚彼得快回家的时候，她想到彼得会看到这些花并意识到她的压抑和沉闷。因此她又把所有的花捆在一起，将它们插在餐厅里的一个花瓶里。看着这些花，凯米突然觉察到去年的整个夏天里她是多么地傻：在她越来越迷上彼得的时候，而他却与别人调情和私通。凯米已经开始适应平衡他们间微妙的关系了。她被欺骗了。想起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布里克尔大街上彼得停下来点烟时，他们的感觉还是如此接近，这使她困恼万分。当时，莫名地，她用手指去胳肢彼得。她倒并不经常表现出孩子气，她看见他向后退了一步，她大笑起来，又用手去胳肢他。每次当他认为她已停止并想再去划火柴时，她就突然发起攻击， 接着又再次调逗他。她甚至迫使他用肘部挡住他的胃部。“你这是干什么？”彼得说，“难道是美国肿瘤协会派你来折磨我的吗？”人们都看着他们——谁说纽约的人不爱管闲事？——彼得后退着，笑得弯下了身子，嘴里还叼着尚未点燃的烟，他承认他控制不了她。当她想上前抱住他，结束这个游戏的时候，他还不相信已经结束了。他侧过身子，伸出一只手挡住她，用右手笨拙地点火。就在前一天晚上，她还和米歇尔·格雷兹特发生过关系：她可能记得那时的每个细节——笑着走过的胖女人，餐厅外嗡嗡作响的霓虹灯招牌，彼得在街灯下闪烁的不锈钢表带，远处汽车喇叭“嘟、嘟、嘟……”的声音。“再来一次！”，他叫了起来，向后退缩，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象一个孩子般地将手指在他头上交叉着。  　　这时，彼得拍了拍她的臀部，说道，“我要开始跑了”。他往公园的方向跑去。他的跑鞋不断带起雪块。她就看着他跑。他的个儿很高，肩膀也很宽，短皮夹克只打到他的腰部，所以看起来象个正发育的少年穿了件不合身的衣服。她穿的是双牛仔靴而不是跑鞋。为什么她抓住他，在最后一分钟里决定要和他一起去跑步时却又穿错了鞋？难道是她希望彼得丢掉他的披肩吗？  　　她也许根本没有想到披肩，而彼得跑步时他的围巾掉了下来，他并没有察觉。她走进公园，把围巾捡了起来。这时，雪小了，就要停了。或许老天爷也知道，即使是更冷天气的突然到来也只能使她冻得麻木罢了。一种对阳光的渴望充斥着她的胸腔；的确有些东西在她的体内燃烧着。象她所认识的人一样，她也是看着星期六早晨的胖小猪、汉克、杰克——那些好人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永远没有结局的卡通片长大的。现在她希望有一小股龙卷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这儿刮向另一个地方，卷去那些卡通、卷去车辆，卷去行人。她期望能再次相信风的魔力。  　　他们回到了家。收音机里正大声播放着音乐。凯米的父亲向她母亲抱怨说：  　　“开始我们听的是该死的哀乐一样的‘鼓手男孩’，现在听的又是安德鲁姐妹唱的“低音军号男孩’！在地狱里怎么过圣诞节？这歌儿不是来自二战来的？他们怎么在圣诞节的时候播放这些蹩脚的东西？可能是那些偏激的主持人。现在所有人都偏激。今天早晨给我加油的那个家伙就这样。送邮件的小家伙们的眼睛瞪得象玩具风车，走起路来就象要踩在地雷上。过个“白色的圣诞节”怎么样？难道他们认为平·克劳斯比② 一辈子都在打高尔夫球吗？”  　　当凯米把彼得的围巾挂在厨房门后的钉子上时，彼得跟着走了进来。他帮凯米脱掉了外套，将它挂在了围巾上。  　　“快来看！”凯米的母亲在厨房里自豪地叫道。  　　他们走进凯米母亲站着的房间。在他们出去的时候，凯米的母亲已经做好了每年的圣诞木：一个厚厚的，相当圆的木头，在树皮的地方插入了巧克力冰激淋，一个小巧的白绿相间的花环压在用面粉做的管子外面，用来装饰其中的一端，另外还有一罐打开的山莓酱，一定是她母亲用来做弓的。  　　“为这费点力挺值得”凯米的母亲说。“你们俩就象圣诞节早晨看见礼物的孩子。”  　　凯米笑了。她母亲刚才说的话促使她想摸一摸这块圣诞木——这让她笑了起来，她的手指轻轻地穿过隆起的部分，把它弄得细长些，使树皮至少有一处空隙。她的手指接触到它时就难以停下来——尽管她知道她不得不让自己创造的狂暴的龙卷风永远成为深藏心中的幻想。在她举起手指时,自然,会一种安慰。慢慢地——彼得和她母亲都盯着她——她举起手，仍然带着微笑，开始吮吸粘在手指上的巧克力。  ＊＊＊＊＊＊＊＊ 　　注①：克拉克·鲍（1905—1965）电影演员。因主演《性感女郎》而出名。1927年主演《翼》获得第一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技术效果两项金像奖。1965年9月27日去世。  　　注②：平·克劳斯比（1904—1977） 歌唱家，电影演员。1944年主演《与我同行》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唱片《白色的圣诞节》成为20世纪最流行的歌曲之一。1977年10月14日在打高尔夫球时心脏病突发去世。  　　【作者简介】安·贝蒂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最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虽短小但工于匠心，反映了她那一个年代——60或70年代出生的那些人的期盼与失望。她已著有几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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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uanpianxiaoshuo 阅读全文 |  评论()  | 人气() |  引用()  | 推荐 | 保存日志

2005-03-24 13:06:02

雷蒙德·卡弗：心静如水

[美]雷蒙德·卡弗    夏日茶译        我那时正在理发。我坐在理发椅上，有三个男人沿着墙根坐在我对面。①这等着理发的男人有两个我以前从没见过。但我认出了他们其中一个，尽管我不能确切地想起在哪里见过他。理发师在我头上忙活时我一直在看着他。那人把一根牙签在嘴里弄来弄去。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有着短短的卷发。然后我想起那天看到他一身制服制帽的打扮，在一家银行的门厅里，小眼睛很警惕的模样。  　　另外两个，一个年龄相当地大，满头的灰卷发。他正在吸烟。第三个男人，猜想年龄不会很大，却几乎秃顶了，两边的头发垂挂在耳朵上面。他穿着伐木鞋，裤子沾着机油，油亮亮的。  　　理发师一只手放在我头顶，把我转过来细细端详。然后他对那个门卫说，“你打到鹿了吗，查尔斯？”      我喜欢这个理发师。我们不很熟悉，还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但当我进来理发，他就认出我了。他知道我常去钓鱼，所以我们会聊一聊钓鱼。我认为他以前没有打过猎。但他什么话题都能聊。在这点上，他是一个好理发师。     “比尔，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事儿却又糟透了。”门卫说。他取出牙签将它放在烟灰缸里，摇摇头。“我既打到了又没有打到，所以对你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      我不喜欢这个男人的声音。对一个门卫来说，这种声音不适合。这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种声音。      另外两个男人抬起头。年长者正翻阅着一本杂志,吸着烟，另一个小伙子正拿着一张报纸。他们放下手中看的东西,转过头来听门卫讲。       “接着说,查尔斯,”理发师说，“让我们听听。”       理发师又把我的头转了一下,继续用剪子剪。             “我们上了魔岭。老爷子,我,还有小家伙。我们去打那些鹿。老爷子守在岭那边,我和儿子守在这边。孩子那天醉了一夜,看起来糟透了。他脸色发青，喝了一天水,把我和他的都喝了。那时已到了下午,我们天刚亮就出来了。但我们还盼着，指望岭下的猎人能把一些鹿赶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听到谷底的枪声时,就坐在一根木头后边,观察着猎物。”       “那深谷下边有几处果园,”拿报纸的小伙子说。他很有些坐立不安，把一条腿架着,将他的靴子晃了一会儿,又换另一条腿架上。“那些鹿总在那些果园附近走动。”       “说得没错,”门卫说。“它们在晚上遛进园子，这些杂种,它们吃那些没熟的小苹果。哦，对了，后来我们听到枪声，一只又大又老的公鹿从不到一百英尺远的矮树丛钻出来，我们就坐在那儿严阵以待。孩子和我同时看见了它。当然,他马上卧倒在地开始射击。这个木头疙瘩。那只老公鹿根本没事,结果我孩子根本没吓着它。但它已分辨不出枪声来自什么方向,也不知道向哪一边逃。然后,我打了一枪,但慌乱中,我只把它打晕了。”      “把它打晕了?”理发师说。      “你知道,把它打晕了,”门卫说。“一枪打在肚子上。就象是这一枪把它打晕了。于是它垂下脑袋开始这样颤抖,它�